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

对孔子儒家来讲，他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争夺相杀的乱世之中，而心向往之的却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美好理想社会。以此训格物之义，即量度物，而量度物者，即对物加以审衡而分辨其本末先后，故《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至于《大学》始教是否就要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以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则可以最终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完备融通的智识境地，那就只能算作是朱子本人的理学灵知主义见解了。庄子更有名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四书章句集注》）第一句是说人类心灵禀有其天赋的认知能力，而天下之物亦莫不各有其必然之生理，以人心之灵去探求物理即可获得甚至穷尽有关万物之理的所有知识，此句所强调人心之灵知与物理之可知，当为《大学》格物致知说本身固有之义。另外，《易传》作者除了讲备物致用，还格外凸显了君子效法天地之道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此可谓格物之格之正解（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补遗》十四格物新释）。

不过，像道家一样，法家也同样认为，至少那些拥有道家式虚明灵知的少数人是可以认识和把握事物之根本道理的。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分当作‘色）。因此，说承认是爱的构成要素时，就意味着肯定由关怀所引导和支持的独立性。

孟子虽然一般情况下会坚持人的不忍或恻隐之心是先天本有，非由外铄，但从他为申明自己的一本义而陈述的爱亲行为的产生看，实际承认人的不忍或同情心是在人的自然生活史中，随着外界环境与人的情感意识的相互作用，最终才生成并落实于（掩亲）实践的。承认 由以爱释仁而来的仁爱观念，在中国社会有悠久的历史。[6]赫胥黎，1971年：《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蜂群虽然也是群，但缺乏有组织的和人格化了的同情心，因而不可能形成人为的人格。

但在近代科学意义的进化论产生之后，推动文明发展和良善道德进化的动力不再是圣人（上帝），而是自然选择和社会需要。随着交换的进行，这个最初阶段的情感一体化即自然合一状态必然被扬弃。

[7]黑格尔，2020年：《伦理体系》，王志宏译，人民出版社。爱就是一种对所有人而非某个特殊人的倾向性，是对整个世界的态度。不侮、得众、人任、有功和足以使人，则是人回报我。因此，爱的传递，也可以看作是精神层面以物易物的交换。

[16]舒远招，2006年：《西方进化伦理学——进化论应用于伦理学的尝试》，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普遍性是爱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从爱亲之谓仁（《国语·晋语一》）到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和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些传统社会的典型语句，充分揭示了仁与爱的密切关联。人类自身生产和繁衍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生儿的哺育需要较长时间，这似乎是劣势，其实正是其优势：凡是在幼年时代里，亲子不相离的关系维持得更长久些的那些动物，在社会性的一些本能上也是更发达一些。（霍耐特，第50、51页）黑格尔的辩证法在爱和道德的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但在同时，贯穿其中的爱、同情、互助的情感和道德义务，则在不断滚动推广中冲破了家庭和族群的藩篱，催生出不同氏族部落都适用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道德的奠基石——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不过，先于孙中山传播进化论的严复，虽也承认圣人的德行教化可以影响文明进程，但他强调德行教化只是果而不是因，属于伦理过程的善和同情心等只是适应自然选择的结果，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故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

我曾把这种情感的进化叫做伦理过程。（参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页）不过，就中文本身的语境说，作为五伦之一的兄弟一伦，本身也是有差等的。

自孔子开始强调孝弟是为仁之本时，孝悌与不好犯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严复虽然也接过了荀子人之能群而贵于物的经典言说，但又毕竟站在了近代生物学新成果的基础上，承认能聚合成群并不是人的专利，动物界也不乏能群者，譬如蜜蜂、蚂蚁、大象、猕猴等等。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霍耐特，第23-24页）普遍的互惠行为、情感需要、彼此承认、关怀和善，体现出人类形成过程中品质的凝练和爱的给予。……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人类异常强烈地发展着一种倾向，即各个人自己身上都重复表现出与别人的行动和感情相似或相关的行动和感情这种倾向。

有了这样的良心，就有了人类形成时期一般情感的聚合和升华，善和道德也在此基础上成型，人类就能够有效地同自然状态进行斗争，并集中发挥出人组织为群所产生的独有的作用。[9]霍耐特，2021年：《为承认而斗争：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反之，子女对父母的孝顺，物质层面的扶助赡养固然是必须的，但还有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子女对父母的爱敬这一心灵上的体贴敬重，孔子视后者为孝的更重要的内容，故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因为我之作为我的身份已经在兄弟关系中形成自身了……在兄弟关系中，他人复又显现为与所有他者血脉相连。

但不论是相人偶还是以人意相存问，都突出了人的价值和地位，体现了对他者地位的尊重，承认了被爱者与自己享有同样的权利。而且，既然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陆九渊集》，第483页），做好己分内事而仁爱普施、博爱天下就是理所当然的。

出版《儒家博爱论》《宋代经学哲学研究·基本理论卷》《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理学与易学》《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变》《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儒家的天论》等学术著作十多部及教材诸种。[4]弗洛姆，2018年：《爱的艺术》，刘福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互助或帮助别人，也就意味着在一定情况下要能为大众福祉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10]黎靖德编，1985年：《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也就是那条一切人的规律：Quod tibi fieri non vis, alteri ne feceris（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按照德国学者阿克塞尔·霍耐特的观点，原始社会关系的建立过程，就是主体从自然决定性中的解放过程。

霍布斯应当读到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回译的《四书》，故其与福音书并列的作为一切人的规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他思考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平等和互相转让，可能具有某种促进的作用。自有伦理过程起，就与纯自然状态的宇宙过程有了区分。

罗哲海，第171页）在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称为恕道，恕道的重心在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俗语所谓‘将心比心，如此，则各得其平矣（黎靖德编，第363页）。达尔文先前已立足现象的观察，从自然选择层面作出了说明，今天的进化伦理学则进行了更多的探讨。

按此观点，适应于自然选择的人类进化，其所遵循的，正的方面，是仁爱-群-胜物-养足。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一个与生物进化相区别的人类互助原则，在当时颇有影响，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人力虽不如牛马，但能驱使牛马，原因就在人有仁义，且人通过区分人与人之间的等次名分而组织为群（参见《荀子·王制》）。因为，人们都抱有希望，在对别人进行了些同情的活动而有惠于别人之后，迟早会收到一些友好的报答（达尔文，第161页）。

（参见列维纳斯，第274页）在道德的承认之前，人类社会就已经通过不断关联的兄弟关系实际存在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到，这种‘大海般的感受在以后会和宗教联系起来。

这本身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放在中国文化的氛围内，有组织的和人格化了的同情心就是人人都具有的恻隐之心，它使人对他人所遭受的痛苦感同身受并因之产生关爱和帮助的行为，从而使人之群享有了超越其他生物群体的独特道德力量。

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19]《谭嗣同全集》（增订本），1981年，中华书局。